周一良先生与书

2016-02-22 荣新江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周一良先生与书

新江

2001年10月23日上午,我来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研究刚刚一周,从北京回来的饶宗颐先生这天上午来中大,谈话中他问我周一良先生的情况,因为他在京时任继愈先生请季羡林、周一良和他三位先生吃饭,而周先生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去。我15日离京前不久,曾去看望他,觉得先生身体尚好,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向饶公汇报,说周先生身体还好。没想到与饶公饭后,刚回到新亚的研究室,就接到家里和学生打来的电话,噩耗传来,真是难以接受。

我不能去参加追悼会(虽然我让李孝聪兄在签到簿上签了个名),心里极不是滋味。那天晚上,久久难寐。第二天起来,想写篇文章,作为对他的送行,可是二十多年来,受先生教诲和鼓励,有不少事情,一时条理不清,无从下手。真是郁闷在心,不吐不快,而又吐不出来,十分难耐。之后,我从香港到台湾,又从京都到新加坡,四处奔波,直到今年1月中旬,才得暇整理资料,并重读先生的一些文章。

从先生去世以后,我也读到不少纪念文字,先生的道德、文章,已经有一些总结和表彰,我也撰写了《才高四海,学贯八书--周一良先生与敦煌学》,从学术史的角度,全面叙述了先生在敦煌学方面的贡献。然而,我觉得先生作为一个学者和书生,他和书的许多故事值得记述,而作为并非他的入门弟子的我,之所以能够在二十年来亲炙先生之训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书。我想以"周先生与书"为题,来纪念这位"书生"。


“作为并非他的入门弟子的我,之所以二十年来能够亲炙先生之训诲,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书。

先谈谈读书 

记得是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大概在79年下半或80年上半年,我和卢向前兄一起到燕东园拜访先生。因为我们不知道先生的"洋习惯"--要事先打电话,而且这段时间来找他请教的人不多,所以先生开门后有些吃惊的样子,我俩也有些紧张,但气氛很快就平缓下来,谈起我们热衷的敦煌文书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会客室里的书,有线装的,有日语的,有英文的,角落里一个书架上是一些新书,大概是新收到的--这里是我以后每到周府最为关注的一角。

当时,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刚刚成立,而北大图书馆也正好购进英图、法图、北图三大馆藏的敦煌写本缩微胶卷,还有从图书馆调集的三百多本敦煌学的书籍,都集中在图书馆二楼的一间小房子里,我负责掌管这间研究室的钥匙,各位先生来看胶卷时,我要帮他们准备。当时有不少机会接触周先生,时而谈起一些新出版的书,我发现一本书出版不久,先生就已经读过了,而且可以讲述。当时刚刚步入学术门槛的我,对先生的学养和记性,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北大中古史中心图书馆一角

先生解放前就以魏晋南北朝史名家,并曾留学哈佛,学习梵文,所以兼治佛教史和敦煌学。解放后除了上述领域更为深入外,对中外关系史和日本史也多有贡献。晚年写自传、回忆录和各类杂文,对清末以来的学术史有不少真知灼见。由于有这样的学术背景,先生除了精读基本史籍外,对新材料十分关注。

1984年9月,我有机会到欧洲访学,行前向先生报告,打算借此机会,调查收集流散于欧洲的中国西北出土文献资料。当我说到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收藏的Mannerheim Collection有一批没有公布的吐鲁番写本时,他说:"你要是把芬兰的东西弄回来(胶卷、照片),也就不虚此行了。"可惜的是,由于日本学者先行一步,把所有写本拍摄成照片,带回日本。所以,我虽然有欧洲著名汉学家许理和(E.Zurcher)教授的举荐,馆方仍以写本保存状况不佳为由,婉言拒绝。先生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直到今天,Mannerheim Collection仍是我的一个未了情结。

对于中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先生也十分关注。80年代末,我还见到他在北大图书馆外文期刊室翻阅西文和日文新刊。这个阅览室在图书馆的四楼,没有电梯,对于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要自己爬上去,实在是可敬可佩。他曾给我们上过一学期"魏晋南北朝史专题课",分专题讲研究动态,他所评述的海内外学人研究成果,有专著,有论文,有书评,还有刚刚答辩的博士或硕士论文,使我们不仅知道相关课题的研究进展,而且了解到学人研究的深浅。

先生出身世家,曾祖是清末的大员,父亲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其家族数代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因此十分熟悉清末以来的许多掌故。先生晚年因患帕金森症,行动不便,92年右腕骨折,无法执笔,但不废读书。他以惊人的毅力,读完了几部大部头的日记,据我所知,有《忘山庐日记》、《王文韶日记》、《郑孝胥日记》、《吴宓日记》,当然我不知道的可能还有不少。

90年代以来,因为我做一点敦煌学学术史的研究,也喜欢听清末民初的掌故,所以每次到周家,常常和先生谈起相关的一些话题,也把一些新书信息告诉他。他撰写过文章的《郑孝胥日记》五册,就是我代他买的。后来我告诉他叶昌炽的《缘都庐日记》影印本出版,线装六函,1200元,他马上命令我去代他买一套。可惜的是,大概因为这部书部头太大,而且未经整理,阅读不便,所以没有见到先生的有关文字。

先生知道我的兴趣,不仅时时当面解决我提出的问题,而且把自己读书时看到的一些重要材料抄示给我。记得1991年我从日本回来,写了一篇调查静嘉堂文库所藏吐鲁番出土写经的文章,提交给92年在房山召开的敦煌学研讨会。

这组过去不为人知的写经残片,都已经装裱成册,每函封面上均有"素文珍藏"的题识。素文其人,被有的日本学者误认为是 Sven Hedin(斯文赫定)的缩写,我从一些敦煌写本的收藏题跋和罗福颐《敦煌石室稽古录》中得知,素文名玉书,因清末监理新疆财政,所以得到不少出土写经。我把会议论文送给周先生不久,周先生抄示蒋芷侪《都门识小录》(宣统三年/1911年)中一条重要的梁素文史料,解决了我的疑惑。后来,我把这段史料转录到拙著《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中。先生涉猎范围之广,读书之细,于此可见一斑。 

再谈谈送书

先生出身藏书之家,父亲叔弢翁是北方著名藏书家,这对周先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在自传中曾说:"我在为人处世、出处大节上固然受父亲影响,而他爱书的癖好也深深熏染了我。" 弢翁曾在1952年把毕生所聚715部善本书全部捐给国家,入藏北京图书馆。周先生也随之把自己珍藏的弢翁所赠赵城金藏本《法显传》捐献给北图。


我在和先生的接触中感到,先生治学,不太讲究珍本秘籍,而以从习见之书中发现问题,即所谓"读书得间"取胜。但是,他对于北图收藏的那些原来属于周家的善本书,一直是十分关怀的,他曾向我问起过善本部都有哪些人,从哪毕业的等情况,他当然是希望有像冀淑英先生那样的版本目录学专家来看护着它们。

我曾有幸陪同饶宗颐先生,看过经任继愈馆长特批而从"战备库"拿出来的弢翁旧藏宋本《文选》,饶公爱不释手,连连说好。我们不难想象,作为弢翁后人,先生对这批书的珍爱。


北宋刻递修本《文选》

先生在自传中又说:"他(弢翁)对于我的鼓励,也往往采取给与书籍的方式。"其实,先生对于自己的晚辈学生的鼓励,也采取同样的方式。他曾送给过我许多书,有他自己的著作,如《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日文化关系史论》、《周一良集》、《毕竟是书生》、《郊叟曝言》等;也有关于弢翁的书,如《周叔弢传》、《弢翁藏书年谱》等;还有他编的《杨联陞论文集》,他和夫人合译的《日本》等书;但最值得纪念的是他有三次特意要送我的书。

一次是95年7月初,我因为向先生汇报《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一卷的编辑情况到他家,他告我因为要从燕东园搬到朗润园,地方不够大,所以除了自己要用的外,想把日文书、中文平装书处理掉,他的意思是想把这些书送给中古史中心和历史系的年轻人。

我当时建议他,日文书最好给中心的图书馆,因为这些书一般没有副本,给了某人后别人不易见到,而放在图书馆里则什么人都可以利用,周先生表示同意。大约十天后,他把我叫去,送给我一套特别选出来的冯承钧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集》和一套《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后者那时还没有重印,是他一一本凑齐的,我捧着这些书,感到沉甸甸的。

实际上,好书还不止这些,他让我在过道中的三个书架上,随便选取他已经检出的平装本书。这些书虽然没有什么珍本秘籍,主要是解放后出版的,但许多是我所缺少的,而且有些上面有先生珍贵的眉批。我当时本着一个原则,即我已有的就不能再拿,可是有一本书实在不肯放手,就是《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因为上面有比较多的先生批语。


先生买到或收到一本书时,常在封面上题"一良某年某月买于何处"或"某年某月何人见赠",很少用印。

大概是受父亲的影响,先生买到或收到一本书时,常常在封面上题"一良某年某月买于何处"或"某年某月何人见赠",而很少用印。他看书时,有时写眉批,文字十分简练。读完后,有时在书的封面或前面几页空白处,写一段题记,文字稍长。我当时选取了四十多本书。这四十多本书虽然批语和题记不多,但仍然是寒斋最值得珍视的藏书。

以后,他每清出一批书,就让一位年轻人去选,同时也都特意准备一套相关的书相赠。赵和平学长获得一本向达《中外交通小史》,他知道我的兴趣,所以转赠给我,加之先生早先所赠《中外文化交流史》,更增添了先生送我中外关系史图书的分量。

第二次是同年10月,我去先生家拿借给他的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会议的论文,因为我八、九月份分别去了新疆和香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看先生。我向他汇报完新疆吐鲁番、库车以及香港的见闻后,他郑重地递给我一本纸色发黄的旧书,我一看,是Stanislas Julien的Methode pour dechiffrer et transcrire les noms sanscrits qui se rencontrent dans les livres chinois,1861年巴黎出版,封面上的空白不多,左边是先生买书时所书"一良从伦敦买到",右边是最近题写:"此书不足道,而儒莲氏签名却可宝贵。新江同志熟习西洋汉学,因以赠之。一九九五年,周一良。"

我仔细一看,封面的上方有极其纤细的儒莲题词和签名。这本书在欧洲汉学史上,特别是汉语语音研究史上,是有贡献的(参看戴密微《汉学论集》/Choix d'etudes Sinologiques,457页和蒲立本在《欧洲研究中国论集》/Europe Studies China中的文章,340页),加上儒莲的签名、周先生的题字,就更加珍贵了。我不讲求善本,因为住房狭小,也基本不买线装书,所以先生送我的这本书,可以说是寒斋所藏最老的一本书了,封面上有"MDCCCLXI"为证,我把它当作善本,宝之如同拱璧。

第三次是2000年2月,我和赵和平一起去拜年,先生指着书架上一个信封说,"那是给你的"。我取出来一看,是伯希和题为La Haute Asie(高地亚洲)的小册子,上面有先生早年所题"伯希和盗宝罪证",署"一良藏书",中间夹写先生送我此书的赠语:"此书乃三九年哈佛贾德纳教授所赠,藏于寒斋一甲子矣。新江仁弟访求石窟写本,足迹所至,远过向王诸先生,而对敦煌史事之研究,资料之运用,成绩斐然,使日本学者不得专美于前。今将纪念开窟百年,因检出此册赠之,冀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取得更大成绩也。九九、八、五,一良左手,时年八十又七。"


伯希和 La Haute Asie

伯希和是当年从敦煌盗取宝藏的法国汉学家,贾德纳(C. S. Gardner)是先生在39年协助工作的哈佛教授,向达、王重民是早年到英、法调查敦煌写本的中国敦煌学前辈学者,先生选择这样带有纪念意义的书,在这样有纪念意义的时刻,以左手吃力地写出这样有纪念意义的题词,可见其良苦用心。此册放在先生书架上有半年时间,而我那个学期非常忙碌,一直没有去周家,读到先生的题赠词,真是惶悚之至。

今天回想起来,先生深知我对中外关系、西洋汉学、敦煌写本与史事最感兴趣,所以用赠书的方式,予以关怀和鼓励,如此恩情,永世难忘。

去年6月初,我和邓小南一起主办"唐宋妇女史研究与历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俩分头去请几位老先生参加开幕式,以壮声威。周先生很快就答应了,而且答应讲几句话。6月5号那天,他坐着轮椅来到会场,并且早已打好了腹稿,对比他曾工作过的史语所和今日北大中古史中心,说今日中心不比史语所差,对中心和中心的研究人员给予肯定。台下坐着现任史语所的所长黄宽重先生,先生晚年没有机会去南港,他所说的史语所还是三十年代的情况,其实今日史语所的条件远比中心要强得多,但他讲了许多真情的话,感动得黄先生开幕式后赶忙与他握手,而在座的中心年轻人也无不为之动容。

先生很高兴参加这次学术会议,他把在会上发言的一张照片(朱玉麒摄),放在《郊叟曝言》图版第一页的下面,上面是他和老伴的钻石婚纪念照。会议结束大约一周后,先生给我来电话,说中心新的房子建好后,他要有所表示,问我一些图书中心是否有收藏,我一一作答,最后,先生决定把二十年代出版的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Grottos de Touen-houang)捐赠给我们。先生之高谊,令人感动。我曾向中心领导谈到此事,因为新房子里装修的气味太重,打算转年开春时再请先生们正式来参加中心新址的落成仪式,可惜在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候,先生却遽归道山。

先生的遽然离去,我在离京前完全没有想到。回想起来,庆幸有两件事没有留下遗憾。

一件事是,先生编《郊叟曝言》,但一直没有见到自己作序的中译本《唐代变文》,因为这篇序是我代两位译者请求的,而和我联系的一位早已出国,所以书出来后没有给周先生寄来。这事我也有责任,所以赶紧把我的一套以译者的名义给先生拿去,先生看了很高兴,把序文收入这本自选集中。


另一件事是,六月初我和朱玉麒整理完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的《述学斋日记》后,考虑到仓石先生在北京留学时曾买到过弢翁的藏书,仓石的女婿池田温先生对周先生十分敬佩,而且先生对三十年代的北京学界十分熟悉,所以很想请他为我们的整理本《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写篇序。我和他一讲,他立刻答应。后来,我把特别给他放大复印的整理本送到周宅,过了一个多月,他通知我可以去笔录他口述的序。

8月10日,我和朱君一起去做笔录,才知道先生为写这篇序,借来了好几种仓石以及同时留学北京的吉川幸次郎的书来参考,在北大、北图借不到的,还请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漥添庆文先生托人从日本复印寄来,而且,他还仔细审读了我们的整理稿,改正了几处错字和不妥的提法。先生的序文署的是8月10日,实际上他以后又有改订,有时是叫我们去他那儿,有时是他打来电话。

记得18日他来过电话,又改订序言中的一句话,先生做学问的认真态度,至可感人。先生手颤,抓不牢电话,声音时断时续,有些话无法听清,只听到他说我送给他的《敦煌学十八讲》是"up to date"。在修订序言的过程中,我听说先生正在编一本自选集,包括口述的序跋,我征得先生同意,马上给新世界出版社张世林先生打电话,希望把《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序》编入先生的新文集,他同意。我们立刻把序言定稿用特快专递寄给张先生,这就是收入《郊叟曝言》书序类的最后一篇文章,比先生的前言完稿的时间还晚。我非常感谢张世林先生的帮助,如果这篇序言等到《留学记》的出版,那先生就看不到了。

写到这里,三个多月来的悲伤似乎已经过去,夜深人静,仿佛先生就在面前,听我讲述上面的话语,时而宛尔一笑。 



(本文原载《读书》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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