伎女之名罕见于上谕,关系晚清朝堂的“杨翠喜”案

2016-02-22 董建中 国家人文历史 国家人文历史


杨翠喜

文 | 董建中

转自《中国经营报》2145期(微信ID:chinabusinessjournal),本文已获授权。

在中国帝制时代,伎女之名能见之于煊赫帝王上谕,堪称旷古奇闻,清末就有这样的歌妓,她就是杨翠喜。
   

因为卷入一起高官弹劾案,本来身份卑微的杨翠喜得以留名“清史”,但此案不是一起简单的弹劾案,而是一场清廷政治斗争的前奏。晚清中央高层内部两大势力集团,借此展开针锋相对的角力,均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杨翠喜案”发生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时为农历丁未年,故该弹劾案又称为“丁未大参案”,由此引爆的激烈政争,史称“丁未政潮”。
   

110年前的这场案子,按理说早已时过境迁、尘埃落定,却屡屡被人提起,只缘个中细节,众说纷纭,且颇堪玩味,仍有可资今人借鉴反省之处。


名歌妓遇上官二代
  

杨翠喜是何许人也?
  

杨翠喜的身世,有不同记载,最一般的说法是:她是直隶通州人,家中十分贫穷,十二岁时,随父母到了天津,当时正闹义和团,很不太平,他们逃避到了天津东北的芦台镇。义和团闹得最凶时,一家人无以为生,杨父不得已将翠喜卖给了陈某。八国联军攻破天津后,陈某携翠喜回天津,居城中的白家胡同,与杨茂尊为邻居。未几,陈某将她转卖给了杨茂尊,杨茂尊之妻即翠喜的养母为杨李氏。从此,杨翠喜沦落风尘。
  

当时天津的声伎,称一时之盛。有叫陈国璧者,购得两名幼女,一名翠凤,一名翠红,在天津上天仙演出,特别叫座,大赚其钱。杨茂尊对此特别羡慕,就和陈国璧商量,让杨翠喜跟翠凤等学戏,专演花旦,所演《拾玉镯》《珍珠衫》《卖胭脂》等,都是淫秽戏目。杨翠喜十四岁的时候,在侯家后协盛茶园初次登台。但人气并不旺,收入甚薄。其间,杨翠喜还曾到哈尔滨。后回到天津,得到大观园戏院的聘请,声名鹊起,开始叫响津门,引来众豪客捧场,一时为女伶之冠。那会儿,翠喜已十八岁了。
   

不久,杨翠喜受聘天仙园,一月可获包银八百元。她得到天津富商王益孙、直隶候补道段芝贵等人的竞相追捧。
  

话分两头,再说说“杨案”中的“男主角”,晚清政坛新锐、“官二代”载振。
  

载振是庆亲王奕劻的长子。奕劻身为宗室,逢迎慈禧,青云直上,实为清末政局中炙手可热的人物。载振仗着父亲的权势,可谓是少年得志,14岁即赏头品顶戴,18岁选在乾清宫行走,19岁封为二等镇国将军。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1902年1月21日),慈禧选载振为清廷赴英国致贺英王加冕的头等特使,并赏贝子衔(清皇室爵位第四等,仅次于亲王、郡王和贝勒),因此人称振贝子。
   

载振又于光绪二十八年再度出洋,考察各国政治、法律、教育、商务等。此时清朝大搞“新政”,成立商部(后改农工商部),这位曾见过世面的振贝子,也就成了清朝首任的商部尚书(即部长)。不想,这样一位清廷所倚重的人物,在清史上没有留下什么可圈可点的事业,反倒因为“杨翠喜案”,成了遭人讥讽清末官场腐败堕落的负面典型。
  

载振乃是十足的纨绔子弟,早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九月,他就因与天津歌妓谢珊珊有染而令朝野瞩目。
  

一次,载振大宴宾客于天津余园,召集众歌妓陪酒,他赏识的谢珊珊亦在其中。席间,嬉谑无度,丑态百出,钗横鬓乱,觥筹交错。谢珊珊被灌得大醉,以脂粉抹在商部右侍郎陈璧的面颊之上,引来满座欢笑。陈璧也洋洋自得,不以为耻。
   

不料,当年十月初一日,御史张元奇上章弹劾此事,这时候载振出任商部尚书才两个多月。
   

中央高官公然狎妓,不免有失官场体统,清廷下诏书对之严加申斥:“载振份属宗支,所管商部关系甚众。宜如何奋勉谨慎,一意奉公,何心娱乐游宴。”并告诫载振“尤当深加警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载振遭此打击,一度呈请“开缺”,想就此退出官场。有记载说,上述诏书下发后,身为父亲的奕劻感到脸上无光,既有些发火,又为了做给人看,曾对振贝子绳以家法,罚令长跪,同时拒绝了许多人的说情,载振只好跪了大半天。
   

如果载振从此改过自新,也许就没有后来更加震动朝野的“杨翠喜案”了。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载振已东山再起。该年九月,他以镇国将军衔奉使调查奉天事宜,路过天津,故态复萌,又广招歌伎陪酒。座上,载振特别欣赏杨翠喜的色艺,对之大为倾倒。
   

以直隶候补道充北洋陆军统制的段芝贵,一旁看在眼中,心领神会,转头就出了一万二千两银子,从戏院买下杨翠喜,准备找时机呈献给载振。
   

第二年春天,奕劻在北京做寿,广收贿赂。段芝贵携杨翠喜进京,借祝寿为名,将杨翠喜献给载振,杨翠喜时年十九岁。同时,段芝贵又从天津商会王竹林处借银十万两,作为奕劻的寿礼。此一行动,实可谓立竿见影。
   

同年三月初八日,东三省官制调整,由过去的将军制改为督抚制,上谕指示:段芝贵升官,以布政使衔署理黑龙江巡抚。
   

督抚乃封疆大吏,其任命人选自然受到官场瞩目。但一众京官相聚而语,皆不知段芝贵为何许人也,区区候补道员竟能署理黑龙江巡抚,从一个四品官一跃为正二品,提升之速出人意料。而了解段芝贵的出身与为人者,对这一“破格”任用,私下记载说“殊堪喷饭”。
   

段芝贵之高升“公示”十七天后,即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1907年5月7日),御史赵启霖上章弹劾,揭露其中隐情。此奏一出,舆论大哗。
   

赵启霖上奏的弹章中说:
   

臣闻段芝贵人本猥贱……百计夤缘……善于迎合,无微不至。……上年贝子载振往东三省,道过天津,段芝贵夤缘充当随员,所以迎逢载振者,无微不至。以一万二千金于天津大观园买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其事为路人所知。复从天津商会王竹林措十万金,以为庆亲王奕劻寿礼。人言籍籍,道路喧传。奕劻、载振等因为之蒙蔽朝廷,遂得署理黑龙江巡抚。……段芝贵如此无功可纪、无才可录并未曾引见之道员,专恃夤缘,骤跻巡抚,可谓无廉耻。在奕劻、载振父子以亲贵之位……惟知广收赂遗,署时难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形成谓无心肝……交通贿赂,欺罔朝廷,明目张胆,无复顾忌,真孔子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谓“夤缘”,就是攀附、巴结。面对如此毫不留情的弹章,朝廷不得不下诏先撤去段芝贵的官职,并命醇亲王载沣和大学士孙家鼐跟进,“有无其事,均应彻查”。
   

接到谕旨后第二天,即三月二十六日,载沣、孙家鼐就委派正红旗满洲参领恩志、内阁侍读学士润昌,前往天津详细访查。四月初五日,载沣、孙家鼐详细奏报调查结果,奏折中说:
  

恩志等人到天津后,即查访歌妓杨翠喜一事,天津人都说杨翠喜被王益孙买去。两人当即面询王益孙,王益孙称叫名王锡瑛,系兵部候补郎中,于二月初十日,在天津荣街买杨李氏养女杨翠喜为使女,价三千五百圆,并且立有字证。王益孙称,杨翠喜现在家中服役。  


恩志等面询杨翠喜,杨翠喜说:先在天仙茶园唱戏,于二月初,经由中间人梁二说合,父母同意将身卖与王益孙充当使女。
   

他们找到梁二与杨翠喜父母,后者称他们的养女确实被王益孙买去,充任使女。
   

至于王竹林措十万金一事,据王竹林称,他名叫王贤宾,系河南候补道,充当天津商务局总办,与段芝贵并无来往。现虽充盐商,并无数万之款,所办商会,年终入款七千余圆,本局尚不敷用。商会事件,系各商共同办理,并非一人专理。恩志等人调阅了商会的账本,没有发现这笔款项。商会的人也作证,关于给段芝贵十万金一事,不但未见,而且未闻,他们情愿具名甘结,就是自愿签名作证、担当责任。天津其他的商人也都称,王竹林没有向段芝贵措款一事。
   

收到恩志、润昌的报告后,载沣和孙家鼐将王益孙、杨翠喜父母、王竹林以及部分商会中人,一并提解至北京,审讯的结果与恩志等人所报无异。


“人可欺,天可欺乎?”
 

四月五日当天,就有上谕批复这份调查奏章:
  

“该御史于亲贵重臣名节攸关,并不详加访查,辄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行入奏,任意污蔑,实属咎有应得。赵启霖着即行革职。以示惩儆!”


上谕还说:“嗣后如有挟私参劾、肆意诬罔者,一经查明,定予从严惩办。”
  

这道谕旨颁布后,四月初七日御史陆宝忠上奏,认为赵启霖身为言官,纵使参劾失当,内心实为公而无私。第二天御史赵炳麟又上奏,请求对言官应宽容。
  

对此,慈禧随即颁懿旨:“赵启霖污蔑重臣,既经查明失实,自应予以惩儆。惟赏罚之权操之自上,岂能因臣下一请,即予加恩?”明确拒绝了御史的请求。
   

载振遭弹劾后,颇不自安。就在朝廷将赵启霖革职的第二天,即四月初六日,他也奏请开缺,其奏折是难得一见的妙文:
   

臣系出天潢,夙叨门荫,诵诗不达,乃专对而使四方,恩宠有加,遂破格而跻九列,倏因时事艰难之会,本无资劳才望可言,卒因更事之无多,遂至人言之交集。虽水落石出,圣明无不烛之之私,而地厚天高,蹐跼有难安之隐。所虑因循恋栈,贻衰亲后顾之忧;岂惟庸懦无能,负两圣知人之哲。不可为子,不可为人。再四思维,惟有仰恳天恩,开去一切差缺。愿从此闭门思过,得长享光天化日之优容。倘他时晚盖前愆,或尚有坠露轻尘之报称。


此折婉曲微妙,文词斐然,有人猜测出于唐文治(时任农工商部左侍郎,以文才著称,民初任交通大学校长)的手笔,也有人认为捉刀者是杨士琦(初得李鸿章重用,后为袁世凯的心腹智囊)。
   

朝廷于当天下发谕旨,同意载振开去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农工商部尚书等缺及一切差使。上谕中称赞载振“内廷当差以来,素称谨慎,才识稳练”,其奏请“情词恳挚,出于至诚”。最后还指示:“载振年富力强,正当力图报效,仍应随时留心政事,以资驱策,有厚望焉。”
   

至此,这场轰动一时的弹劾案,以弹劾人和被弹劾人双双去职而告一段落。
   

但还是有一位御史江春霖不依不饶,他上奏指出此案办理过程中的六个疑点:
  

疑点一,段芝贵买献歌伎之说,初出于天津报纸,王益孙是天津富绅,杨翠喜又是天津名妓,假若真如恩志等查访所得,二月初即买为使女,报馆近在咫尺,必定能得到真实消息,何至于张冠李戴而误登呢?
   

疑点二,使女就是丫环,在天津买个丫环,花数十个银圆,顶多一百圆足矣,用三千五百圆买个丫环,比平常价多二三十倍,王益孙即使挥金如土,也不至于愚笨至此吧!
  

疑点三,杨翠喜名艺倾动一时,诚白居易《琵琶行》所谓“名在教坊第一”,老大嫁作商人妇,尚还要穷愁倾诉,岂有杨翠喜少年红颜,甘心仅当作使女之理?
   

疑点四,王益孙称,在天津荣街买杨李氏养女,而不说是歌妓,而杨翠喜则声称,先在天仙茶园唱戏,经中人梁二与身父母说允,又不言养与李氏,供词互异,显然有捏饰之处。
   

疑点五,杨翠喜既为歌妓,脂粉不去手,罗绮不去身,是不能干什么苦力的,说他在家当使女,不知能干什么?
   

疑点六,坐中有妓,心中无妓,王益孙不是那种人,说是买使女,“人可欺,天可欺乎?”
   

江春霖在奏折中最后强调,赵启霖业经革职,载振亦复开缺,而作为兵部候补郎中的王益孙,却以职官纳歌妓而逍遥法外,于理不合。他请求将王益孙按职官娶妓之律处治罪。
   

江春霖的六点疑问直指要害之处,很有分量。六月初七日,朝廷下令赵启霖复职。


先发制人不如釜底抽薪
   

依据当时及日后透露出来的种种蛛丝马迹,杨翠喜一案,绝不是高官生活作风出问题,清廷监察部门秉公查核这么简单,它其实是晚清高层两大派别内斗的信号:一方是时任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瞿鸿禨,与刚刚奉调入京出任邮传部尚书的地方实力派岑春煊联手,另一方则是庆亲王奕劻加上直隶总督袁世凯。
   

段芝贵出身北洋,是袁世凯的得力干将。有关他向载振献杨翠喜一事,还有另一种说法。据称,光绪三十二年九月载振路过天津时,负有“秘密使命”。事情的起因,是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告密而取信于慈禧太后,但因掌握兵权,威势日重,为满族亲贵所猜忌。当日慈禧虽已解除了袁的兵权,对这位城府甚深得直隶总督,还是不大放心,遂密令载振“顺道”考察其动向。
   

事先得知底里的袁世凯,赶紧做好准备,他指使段芝贵引诱年少轻浮的载振作狎邪游,更以重金买得杨翠喜相赠。载振自是感激不已,回去向慈禧复命,说:袁世凯忠心耿耿,每天晚上烧香祝祷老佛爷万寿无疆。
   

段芝贵与袁世凯的关系,确也非同一般。据熟谙清末掌故的胡思敬所著《国闻备乘》记载:袁世凯有妾与仆人私通,事情败露,妾自杀,该仆人偷窃财物逃走,很长时间也未能抓拿归案。当时还只是一名巡捕的段芝贵公开悬赏,终于逮到此人交给袁世凯。袁氏大喜,称赞段芝贵能干,令其捐得道员,并积极向朝廷推荐。段芝贵自然就死心塌地为袁效命了。
   

御史赵启霖的好友陈毅,当年也在邮传部供职,据他记载:袁世凯有妾曰翠凤,是杨翠喜的姊妹,此妾就是段芝贵进献给袁世凯的。段芝贵甚至拜袁为父,民初袁世凯称帝时,段芝贵被人喊作“干殿下”。
   

因此,在赵启霖上奏弹劾段芝贵,慈禧命载沣、孙家鼐派员赴津彻查之际,载振、袁世凯等急行釜底抽薪之计,立即秘送杨翠喜回天津,由袁世凯的兄嫂之弟张镇芳央求王益孙领去。张镇芳时以候补道员充直隶全省财政总汇处总办,兼办盐务,与王益孙、王竹林关系密切。等载沣、孙家鼐所派之人到达天津时,一切早已布置好了。
   

有人说,赵启霖之所以发难弹劾段芝贵,是瞿鸿禨试图借此牵制权势膨胀的奕劻和袁世凯。表面上看,赵启霖和载振相继去职,双方都付出代价,但此案发酵,实令慈禧对奕劻心生反感。应该说,瞿鸿禨一方开始是占据了上风的。
   

岑春煊乃前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他常年在地方任职,因何又与出掌军机的瞿鸿禨结成同一阵线呢?原来,早在庚子年间(1900年),岑春煊在甘肃布政使任上率兵“勤王”,在慈禧与光绪“西狩”时护驾有功,慈禧对其帘眷甚隆,而以廉正知名的瞿鸿禨,就是在西安获提拔为军机大臣的。此后,岑春煊先后署理四川总督及两广总督,所到之处,铁腕治官,人称“官屠”,又与袁世凯并称“南岑北袁”。
   

且说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十九日,清廷再任命岑春煊为四川总督。据岑春煊自己在《乐斋漫笔》中记载:三月中旬,他从上海乘船启程赴任,船停汉口之时,向清廷发电报请求顺道陛见,不等朝廷同意,他就乘火车北上。
   

三月二十一日,岑春煊在京陛见后,奉旨补授邮传部尚书,留京供职。那段时间,岑常在慈禧面前“汇报”庆亲王奕劻的贪黩无能。另据在邮传部任职的陈毅说,岑春煊抵京之日,御史赵启霖曾亲往恭迎。赵启霖是瞿鸿禨的同乡,都是湖南湘潭人。三月二十五日,赵启霖便突然参劾段芝贵。种种迹象表明,瞿、岑、赵三人在弹劾案发动前后,关系委实不寻常。


“衰世乏才,良可慨也”

政坛对手如此咄咄逼人,奕劻和袁世凯自然也不甘心吃哑巴亏。他们伺机反击,先是以广东边境不靖为由,称“非知兵有威望者督粤,不能镇慑”,推举岑春煊为最佳人选。四月十七日,清廷下诏调邮传部尚书岑春煊为两广总督,不等他部级大员的位子坐稳,就将其挤出了北京。但对于更老辣的瞿鸿禨,他们一时还没有杀手锏。
   

据《凌霄一士随笔》等清末掌故名作的记载:
   

有一次,慈禧单独召见瞿鸿禨,提到奕劻时说:他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这几年我看他也足了,可以让他休息休息吧。显然慈禧对之并不满意。瞿鸿禨见机即进言:太后圣明,如罢其政权,正所以保全其晚节。慈禧说:我自有办法,你等着看吧。


瞿鸿禨甚是高兴,将此事告知门生兼姻亲汪康年,说奕劻不日将罢官。而汪康年又将消息透露给他一位朋友,伦敦《泰晤士报》的访员高某,高某马上向报社发回电报。美国驻华公使接到伦敦的来电消息,叮嘱其妻子在拜见慈禧时探听虚实。当公使夫人提及此事时,慈禧十分愕然,答曰:没有这么回事。又问消息从何而来?得知是伦敦《泰晤士报》所载,慈禧声称:此乃谣言,千万不要相信。
   

慈禧想到,自己只和瞿鸿禨一个人说过这件事,必定是瞿走漏的风声。慈禧气愤到了极点,随口大骂:“瞿鸿禨混账!”不巧,这话被正在宫中服侍慈禧的奕劻之女四格格听见了,她赶忙将此秘密传给父亲。奕劻即与袁世凯商议,都认为机不可失,必须趁此扳倒瞿鸿禨。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七日,在袁世凯等的授意下,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参奏瞿鸿禨“怀私挟诈”。最后,瞿鸿禨开缺回籍。七月初四日,朝廷又以两广总督岑春煊久病为由,亦将其开缺。
   

前后扰攘三个多月的“丁未政潮”,至此落幕。瞿、岑联袂夺权不成,反倒落得两手空空,而奕劻与袁世凯自此一家独大,实在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尽管因江春霖的拼力上奏,赵启霖官复原职,但对“丁未政潮”的结局已无足轻重。
   

至于无端卷入政潮的歌妓杨翠喜,又是何种命运呢?据申君在《清末民初云烟录》一书中的《振子和谢珊珊、杨翠喜》一文所载:
   

翠喜入王府后,颇不见容于贝子夫人。因为翠喜得到专房之宠,贝子夫人常常哭到深夜。本来是乌烟瘴气的王府,更因此闹得鸡犬不宁。当贝子听到赵启霖提出弹章后,只好当天就慌忙打发翠喜回到天津。翠喜回到天津后,直接投奔王锡瑛(益孙),又不为王的老母所容。王的母亲视翠喜为祸水,边哭泣边摒之于门外。翠喜再投奔王贤宾(竹林),也不被所容,当夜只好寄宿在某戏馆中,第二天,王锡瑛租赁一间房子,才将杨翠喜安顿下来。
   

而据载振的儿子溥铨记述,对于弹劾案的内情,他们家人并不清楚。溥铨听家人说,府里确实没有见过杨翠喜,当时载振的三侧福晋刚进府,尚未封为侧福晋,府里还称她为“姑娘”。此案发生后,大家都怀疑她就是杨翠喜。
   

载振本人主动申请“开缺”后,心灰意冷,据溥铨回忆,父亲到了晚年,还叮嘱其子女:“作个小事还可,千万不要入政界。”
   

杨翠喜以一本来无足轻重的歌妓,于一代王朝兴亡史上居然占有一席之地,成为牵动一时政局之人物,大概就是人们关注“杨翠喜案”,百年来仍津津乐道的原因所在吧。
   

文史大家邓之诚先生(1887~1960年)曾作《书杨翠喜案》一文,将此案置于晚清衰颓的政治大背景下考察,感叹人才凋零,权臣庸碌。他说:
  

杨翠喜寻常里巷中人,非有倾国之貌;因缘时会,亦得挂弹章,腾万口。衰世乏才,乘时擅权者,率不能高于此辈,良可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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