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贝托·埃科:我为人生所有的事情感到遗憾

2016-02-22 鲤newriting 鲤newriting

本文来源:译言

作者:Lila Azam Zanganeh 

译者:独眼一点五 五月撄宁 arlene163 

香香落野 sibyl玥


意大利作家、哲学家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逝世,享年84岁。埃科的家人称,他于当地时间19日晚在家中去世。翁贝托·埃科是作家、中世纪学家、哲学家、符号学家,著作等身,是《玫瑰的名字》《傅科摆》《波多里诺》的作者。




《巴黎评论》采访安伯托·艾柯

(节选)


我第一次打电话给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时,他正坐在自家十七世纪庄园内的桌旁。庄园坐落于意大利亚得里亚海岸附近乌尔比诺城外的山间,艾柯一面盛赞庄园内漂亮的泳池,一面又担心我是否能应付乌尔比诺地区迂回的山路。因此,最后我们决定约在他位于米兰的寓所见面。我抵达的那天,恰好是去年意大利的八月节,是整个夏季最为欢乐沸腾的日子,也是天主教堂庆祝圣母玛利亚升天的节日。米兰灰色的建筑在热气中闪着微光,人行道上轻覆着薄薄的尘埃,街上鲜少听到汽车引擎的声响。我步入艾柯的寓所大楼,走进一架“世纪之交”时的老式电梯,随后便听到顶楼传来的嘎吱的门响,不久, 便看见艾柯气宇轩昂的身影出现在电梯铁门之后。“啊哈!”他微微皱了皱眉。


艾柯的寓所内布满了迷宫似的回廊,回廊上排放着高及屋顶的书架。据艾柯所言,这里共有三万卷书,而在他的庄园里还有另外两万卷。在这些书中,我看见有托勒密的科学论著、卡尔维诺的小说、关于索绪尔与乔伊斯的评论研究以及几书架中世纪历史书籍与神秘晦涩的手稿。艾柯的图书馆充满生机,许多书因经常翻阅已经陈旧磨损。他阅读速度飞快,记忆力惊人。在他的书房里错落放置着一些书架,上面摆放着他自己作品的全部译本(阿拉伯语、芬兰语、日语……在数了三十多种语言之后,我已然无法计数了)。艾柯饱含深情地向我一一指出他的作品,将我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一卷又一卷的著作上:从他早期的批评理论里程碑著作《开放的作品》(The Open Work)到他的新著《丑的历史》(On Ugliness)。


最初,艾柯以中世纪研究和符号学学者的身份开始了他的事业。接着,他在48岁时(1980年)出版了小说《玫瑰之名》(The Name of the Rose)。小说销量逾一千万册,在世界出版界内引起了轰动。这位大学教授摇身一变成为了文学界的明星。记者们蜂拥而至,询问他对文化的看法,敬服于他的博学,一时间,他被视为仍在世的最重要的意大利作家。自那以后的数年间,他陆续写作了主题奇特的随笔、学术论文和四部更为畅销的小说,包括1988年的《傅科摆》(Foucault’s Pendulum)和2004年的《罗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The Mysterious Flame of Queen Loana)。

艾柯挺着肚子,双脚在地板上缓缓挪动着,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客厅。彼时的窗外,米兰的天空正映衬着中世纪城堡的巨大轮廓。我原本期待看见满屋的挂毯与意大利古董,没想到映入眼帘的却是现代式家具、几个陈列着贝壳与珍稀漫画的玻璃橱柜、一把鲁特琴、一叠收藏的唱片以及一幅画笔主题的拼贴画。“你看,这是阿曼专门为我创作的……”


我在一张宽大的白色沙发上坐下,而艾柯则将自己埋在他低矮的扶手椅里,手里夹着雪茄。他告诉我,他曾经一天抽60根雪茄,而现在,他只是夹在手中把玩而已。我开始问第一个问题时,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然而轮到他说话时,他却突然睁开了眼睛。“我爱上中世纪的过程,”他说,“同有些人爱上椰子的过程如出一辙。”在意大利,他以谈话时富于韵律的节拍、颇具喜剧色彩的俏皮话而闻名。在他蜿蜒曲折的长句中,几乎每一个拐弯处都藏着一个俏皮的包袱。 当他说得越来越长时,他的声音似乎也越来越洪亮。很快,他便像对着一教室全神贯注的学生讲课一样,概括起要点来:“首先,我在写《玫瑰之名》时,当然不知道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著名的已散轶的喜剧卷宗中的内容,因为没有人会知晓,然而,在写作过程中,我通过某种方式竟然发现了它们。其次,侦探小说中的疑问同时也是哲学上的核心问题:谁干的?”当他认为他的谈话者足够聪明时,他会迅速展开专业的评析:“这的确不错,但如果是我,我会补充说明……


在我们历时两小时的首轮访谈结束后,艾柯的意大利出版商马里欧·安德利欧塞(Mario Andreose,亦为意大利邦皮亚尼出版社的文学主任)前来带我们去吃晚饭。与艾柯结婚四十五年的妻子瑞纳特·拉姆什(Renate Ramge)与安德利欧塞坐在车子前排,我则与艾柯坐进了后座。几分钟前还闪耀着智慧与活力光芒的艾柯,现在却显得有些沉郁冷淡。不过当我们进入餐厅后,面对着摆在桌前的面包时,他的情绪很快高昂了起来。起初他盯着菜单,犹豫不决,然而当服务员过来点单时,他却很快点了意大利烤奶酪馅饼和苏格兰威士忌。“是的,是的,我不应该,不应该……”一位读者兴高采烈地跑到我们桌前:“请问您是安伯托·艾柯吗?”这位教授挑了挑眉毛,咧嘴笑了笑后,摆了摆手。之后,我们的谈话重新开始,艾柯兴奋地谈论起教皇本笃十六世、波斯帝国的衰落和詹姆斯·邦德的新片来。“你知道吗?”,艾柯边用叉子叉着他的烤奶酪馅饼,边说道:“我曾经出版过一部对伊安·弗兰明的情节原型进行结构分析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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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请问您在哪儿出生?

安伯托·艾柯:亚历山德里亚,那儿以出产博尔萨利诺帽而闻名。


采访者:您来自一个怎样的家庭呢? 

艾柯:我的父亲是一位会计师,祖父是一名印刷工人。我祖父有十三个孩子,我父亲是老大。而我又是我父亲的长子,我的儿子刚好也是我的第一个孩子,他的第一个孩子也还是男孩。所以,如果某人偶然发现艾柯家族是拜占庭皇帝的后裔的话,那么我的孙子就是皇太子了!


我的祖父对我的人生有着尤为重要的影响,即使我小时候并没能经常见到他,因为他住在镇外大约三英里的地方,而且他在我六岁时就过世了。我祖父对这个世界有着异常充沛的好奇心,而且他读过很多书。他做过的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是他在退休之后开始装订书本。他家里因此铺满了未装订的书籍——那些老版的、带有精美插图的戈蒂耶和大仲马创作的十九世纪流行小说——这些便是我最早接触到的书籍。当祖父于1938年过世后,许多书主并没有索回那些未装订完的书籍,我家人就把这些书收进了一个大箱子里。很偶然地,这个箱子被放进了我父母的地窖里。我经常被派去地窖里拿些煤或者酒之类的杂物,有一次,我偶然打开了这个箱子,发现了这个满是书本的宝藏。自那以后,我就经常到地窖里去看书。我发现我祖父还收藏有一种配有插图的海陆旅游与探险杂志,讲述些奇特残忍的异国故事。那是我第一次闯入小说的领域,意义重大。不过很可惜,之后我把这些书本和杂志都弄丢了。但后来的几十年间,我渐渐从旧书店里和跳蚤市场上找回了一些。


采访者:如果在您探访您祖父之前没有见过任何书的话,这是不是就说明您父母家里一本书也没有呢?

艾柯: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父亲年轻时,曾如饥似渴地读书。我祖父家有十三个孩子,一家人努力工作才能勉强维持温饱,父亲根本买不起书。于是,他就到街边的书报摊去,站在那儿看书。当报摊老板表露出不耐烦的神色时,他就换一家报摊,继续读上本书的第二部分……这是我视若珍宝的一幕,它体现了父亲对书本的不懈追求。成年之后,父亲只有在傍晚时分才有闲暇阅读,那时他主要看些报纸杂志。我们家也只有几本小说,而且不是摆在书架上,而是放在壁橱里。有时,我也看见父亲在读从朋友那儿借来的小说。


采访者:当您还是个孩子时,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兴起,接着二战爆发。那么当时您是怎么看待这一切的呢?

艾柯:那是一段反常的岁月。墨索里尼极具领袖魅力,而且他喜欢每个意大利学校里的孩子。当时我参加了法西斯青年运动,我们被要求穿着统一的军式制服参加星期六的集会。而我们也很乐意去做这些事情,这就像今天让一个美国男孩穿上水手服一样,他会觉得这是 一件很有趣的事儿。整场运动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就像冬天的雪花夏日的酷暑那样自然,我们根本想象不到还有另外的生活方式。当我回想起那段日子时,我心里便会满溢起一种温柔,与人们回忆起童年时生出的温柔一样。甚至当我想起那些轰炸和那些在避难所度过的夜晚时,也同样带着温柔亲切。当1943年一切结束的时候,伴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初步瓦解,我在民主报纸上发现了不同政治党派与观点的存在。1943年9月至1945年4月间,也是意大利历史上最为伤痕累累的年月里,为了躲避轰炸,我与母亲、姐姐迁居乡村,住在卡萨莱蒙费拉托镇里一个皮埃蒙特人村庄里,那里是抵御空袭的中心。


采访者:您目睹过战斗场面吗?

艾柯:我记得曾目睹过法西斯军队和同盟军的枪战,而且当时很希望自己能加入战斗。某些时刻,我甚至能回想起自己躲避子弹、从高处跳落到地面的情形。那时,从我居住的村子里,可以看见他们每周都在轰炸亚历山德里亚9,那是我父亲工作的地方。当时,天空被轰炸染成了橘黄色,电话线路被炸毁,我们只能等到周末父亲回到家时才能确定他还活着。那段时期的乡村生活迫使一个年轻男人学会了如何存活下去。


采访者:谁鼓励你进行这些文学尝试呢?

艾柯:我的外婆。她是个热切的读者。她只上到小学五年级,但她是市图书馆的会员,她一星期给我带回家两三本书。有情节诱人的肤浅小说,也有巴尔扎克的巨著。在她的眼里,它们并没什么差别——都是引人入胜的故事。而我的母亲,曾经接受过打字员培训,她一开始学过法语和德语,尽管她在年轻的时候博览群书,随着年岁渐长,她变得有些懒散,只读读浪漫小说和妇女杂志。因此我不看她读的书。但是她谈吐优雅,有一种高贵的意大利范儿,她写作很有文采,她的朋友都请她代笔写信。她的语感极佳,虽然她很早就不上学了。我想,我从她那里继承了纯正的写作品味,以及我最初的文风。


采访者:你的作品有多大的自传成分?

艾柯: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每部小说都是我的自传。当你虚构一个人物的时候,你就会赋予他或她自己的个人回忆。你把自己的部分性格给了一个角色,另外一部分性格给了另外一个角色。在这个意义上,我并没有写过任何自传,但是我创作的小说就是我的自传。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采访者:在《玫瑰之名》的附录中你写道:“我在每个地方都能看见中世纪的影子,显而易见地,它们覆盖了我的日常生活,那些看起来与中世纪完全不搭调的生活琐碎,实际上都沾染着中世纪的色彩。”您的那些生活琐事,是怎么沾染上中世纪色彩的呢?

艾柯:我的整个一生,有无数沉浸在中世纪之中的经历。比如说,在我准备论文的时候,我有两次在巴黎住了一个月,在国家图书馆里搞研究。我决定,在那两个月里面只在中世纪里生活。如果你简化巴黎的地图,只选择特定的街道,你真的可以生活在中世纪之中。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像中世纪的人那样去思考、去感觉。比如说,我记得,我的妻子精通园艺,知道世界上几乎所有花花草草的名字,在我写作《玫瑰之名》前她就经常训斥我,说我没有正确看待自然。曾经有一次在乡间,我们生了一堆篝火,她让我去看在树林间飞舞的余烬。当然了,我怎么会在意这种事呢。过了不久,她读到了《玫瑰之名》的最后一章,在此章中我描述的篝火和那天晚上很相似。她说,那天你真的看了那些树林间的余烬呢!我说,我没看,但是我知道一个中世纪的修道士是怎么看余烬的。


采访者:你觉得你会真的很享受中世纪的生活么? 

艾柯:如果我真的生活在中世纪,我就活不到现在这把年纪了。我想如果我真的生活在中世纪,我对这段历史的感受将会与现在有很大不同。我宁愿只是想象一下。


采访者:对于一个门外汉来说,中世纪弥漫着神秘遥远的气息。你怎么会对中世纪感兴趣呢? 

艾柯:很难说。你为什么会坠入爱河?如果非要我解释,我会说因为这段历史和人们想象的完全不同。对于我来说,它不是一段“黑暗时期”,而是一段光明的时期,是孕育了文艺复兴的肥沃的土壤。这是一段虽混乱无序却又生机勃勃的过渡时期——从中诞生了现代城市、银行体系、大学、关于现代欧洲及其语言、国家和文化的理念。


采访者:你曾经说过符号学就是研究谎言的理论。

艾柯:我本应该说:“道出了事实的反面”,而非“谎言”。人类可以讲故事、想象全新的世界、犯一些错误,并且我们还可以说谎。语言使这些成为可能。


说谎是专属于人类的能力。一只狗追踪着气味就能追踪痕迹,可以说狗和气味都不会说谎。但是我可以对你撒谎,让你偏离原本计划的方向,然而你却相信了我,就走向了错误的方向。这可能是因为我们依赖符号。 


采访者:一些反对符号学成为一个研究领域的人宣称,符号学最终会使一切现实都烟消云散。 

艾柯:这种立场我们称之为解构主义。解构主义者们不仅假设所有的事物都是文本——甚至这张桌子也是文本——而且认为人们对每种文本都能加以无限的解释,但是他们仍旧遵循着尼采开创的理念,尼采认为没有事实,只有阐释。相反,我继承了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的思想,毫无疑问,他是美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也是符号学与阐释学之父。他说过通过符号,我们可以阐释事实。如果没有事实而只余阐释,那还有什么可阐释的呢?这就是我在《阐释的界限》(The Limits of Interpretation)一文中所论述的。


采访者:您觉得你符号学学者和小说家这两个身份是完全分离的吗?

艾柯:这看起来可能很不可思议,但写小说时我从不去想符号学,之后我让其他人去做这部分工作。 而他们的成果总令我惊异不已。


采访者: 您依然对电视着迷吗?

艾柯:我怀疑没有一个严肃的学者不喜欢看电视,我只是唯一坦白承认这点的学者而已。我设法利用它作为工作的素材。但我不是来者不拒的,并不是所有类型的电视我都喜欢,我喜欢扣人心弦的电视剧而不喜欢垃圾节目。


采访者:您有特别喜爱的电视剧集吗?

艾柯:警察片系列,例如《警界双雄》。


采访者: 这是70年代的影片,现在已经完结了。

艾柯:我知道,但我听说完整剧集的 DVD才刚发行,我正想着弄它一套。此外,我还爱看《灭罪鉴证科》,《迈阿密风云》《仁心仁术》,尤其是《神探科伦坡》。


采访者:您看过《达·芬奇密码》吗?

艾柯:看过,同时也有一种犯罪的感觉。


采访者: 这部小说好像是《傅科摆》的一个奇异衍生品。

艾柯:作者丹·布朗简直就是《傅科摆》中我创造的一个人物! 他与我笔下的人物有着共同的痴迷:蔷薇十字会、共济会、耶稣会的世界阴谋;圣殿骑士团的角色;炼金术的秘密;一切都相互关联的原理。我甚至怀疑丹·布朗可能根本不存在。


采访者: 要认真对待小说的虚构前提,这一理念似乎体现于您很多的小说中。虚构能以它的某种方式获得实体和真实。

艾柯:是的,虚构能够创造真实。《波多里诺》我的第四部小说写的正是关于这一点。在神圣罗马帝国腓特烈一世的朝代,生活着一个名叫波多里诺的小男孩骗子。他大编特编——从圣杯传奇到波伦亚陪审员对巴尔巴罗萨(德意志国王腓特烈一世)统治的合法化。结果他引发了真实的后果。捏造和错误能够创造真实的历史事件。就像祭司王约翰的信,它是捏造的——在我的小说中它正是由波多里诺编造出来的——然而,它描述的一个在神秘的东方兴起繁荣的美妙绝伦的基督教王国却真实激发了中世纪的人们对亚洲的探索。或者以克里斯多弗·哥伦布为例,他对地球的看法完全失实。就像当时的人们包括他的对手那样,在他看来地球是圆的。但他认为要小得多。在这个错误观念的指导下,他发现了美洲。 另外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锡安长老会纪要》,它纯属子虚乌有,但它支持了纳粹意识形态,在某种意义上为大屠杀铺平了道路,因为希特勒利用这文献为毁灭犹太人做辩护。他也许知道这是捏造的,但在他心中它描述了他希望的犹太人下场,于是将其视为真实。


采访者: 是什么令您根据历史事件去写小说?

艾柯:与其说历史题材小说,还不如说真实事件的小说化更能真正地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真实的历史。我也喜欢将教育小说的元素结合到历史题材小说。在我所有的小说中,总会有一个年轻的人物在成长,在学习,以及历经一系列的磨难。


采访者: 为什么直到48岁您才开始写小说?

艾柯: 并非像大家所想的那样这是一个大飞跃,因为甚至在我的博士论文中,在我的理论形成过程中,我已经在创作故事。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大多数哲学书籍的核心是在讲述他们调查研究的故事,正如科学家们解释他们如何获得重要的发现。所以我感觉一路以来我都在讲故事,只不过 风格稍有不同而已。


采访者:但是什么促使您感觉您必须要写一部小说?

艾柯:1978年的一天,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她想监督出版一系列由业余作家写作的短篇侦探小说。我说我不可能写侦探故事的,但如果写,它将会是一部以中世纪修道士为人物的500页的长篇。那天回到家,我着手列出了一张虚构的中世纪修道士名单。随后一个遭毒害的修道士形象突然浮现在我心头。所有的一切就从那里开始,从那个人物形象开始,它成了无法抗拒的推动力。


采访者:您的很多小说似乎都依靠了富有智慧的思想。 这对您而言,是否是一种自然的手法来沟通理论研究与小说创作之间的差异呢?您曾说“对于那些不可以理论表达的,我们必须讲故事。”

艾柯:这是来自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一句半开玩笑的话。事实上关于符号学我写了无数的论文,但我认为与这些论文比较,在《傅科摆》中我反而能更好地表达我的观点。你的某个想法也许不是独创的——阿里士多德总会早在你之前已经想到。但基于那个想法创作出小说,你能令其成为独创。男人爱女人,这不是什么创见。但如果你围绕这一思想终究创作出精彩的小说,那么借由文学的巧手,这个想法便完全成为一种新奇的见解了。我完全相信,在最终故事总是更为丰富多彩——在故事里,想法在事件中再现、由人物传达、并在精心雕琢的语言中擦出火花。所以自然而然地,当一种想法变成了鲜活生动的个体时,它便成为了完全不同的事物,很可能变得更为传神。


另一方面,矛盾可以是小说的核心。杀害老妇人是能引起人兴趣的。持着这个想法的伦理学论文会被判为不及格。在小说里它却变成《罪与罚》,这散文力作中的人物不能辨别杀害老妇人是好是坏,他的这种正反感情——正是我们在说的矛盾——成为了富有诗意的和引起挑战兴趣的事物。




采访者: 您如何着手研究您的小说?

艾柯:对《玫瑰之名》而言,因之前我已对中世纪 拥有浓厚的兴趣,手头上已有数百份相关资料,仅用两年我就完成了小说的写作。而《傅科摆》则用了我八年时间去研究和写作!并且由于我没有告诉别人自己在做着什么,现在想起来我居然在自己的世界里生活了近十年。我走到街头,看到这辆车和那棵树,心想,啊,这可以写入我的故事里。所以 就这样我的故事一日一日地发展着,我做的每件事,生活中每一处琐碎,每次交谈都能给给予我一些写作的灵感。然后我实地探访我所写到的地方——圣殿骑士在法国和葡萄牙生活的所有区域。这就像在玩视频游戏,在其中我可能化身为一个战士进入一个神奇王国。唯一的区别在于,在视频游戏中你完全神志恍惚沉溺其中,而在写作中你总会在某个关键时刻跳离当下的小说情境,为的是第二天早上能够再度进入小说的世界 。


采访者:您的工作是否有条不紊地开展的呢?

艾柯:不,完全不是这样。 一个想法随即会召唤出另一个。一本随意翻看的书会让我想去阅读另外的书。有时我读着一份毫无用处的文献,却会突然想到了一个继续故事的绝妙想法,或者只是想到要将一个小插图盒收进我的插图盒收藏中。


采访者:您说过写作一部小说之前您必先创造一个世界,随后“千言万语便会自然涌现。”您是说一部小说的风格总是由主题来决定的吗?

艾柯:是的 ,对我来说主要就是着手构造一个世界——住着受毒害修道士的十四世纪的修道院、在墓地吹喇叭的青年和受困于君士坦丁堡的骗子。而接下来的写作研究就是在为这些世界设定具体的条件限定:螺旋梯有多少层台阶?洗衣单上有多少衣物?一个任务要几个人执行?语句则会围绕这些限定展开。在文学领域,我感觉我们经常错误地认为风格只与语法和词汇有关。其实叙述风格也属于风格的一种,它影响着文段堆砌和情境创建的方式。以倒叙为例,它就是写作风格内的一种结构元素,而与语言没有丝毫关联。所以风格远比单纯的写作复杂得多。 对我而言,风格之于创作,就如蒙太奇之于电影。


采访者:成长小说通常会涉及一定程度的情感和性的教育。在您所有的小说中,您只描述过两次性场景——一次是在《玫瑰之名》中,另一次是在《波多里诺》中。您这样做有原因吗?

艾柯:我觉得比起描写做爱,我还是更愿意做爱。


采访者:在《玫瑰之名》中,阿德索与乡村少女做爱时,为什么会引述《所罗门之歌》?

艾柯:那只是小说风格上的趣味性,因为在描述一个年轻的修道士怎样通过他的文化敏感性体验性爱时,我对性爱过程本身并不太感兴趣。因此我将至少50篇关于神秘主义者描写他们自己体验过的极乐之感的文章进行整合,同时也援引了《所罗门之歌》的文字。在描述他的性爱过程的整整两页的文字中,几乎没有我自己的语言。阿德索只有通过他自己的文化视角才能理解性。正如我定义的那样,这是一种风格。


采访者:一天中您在什么时候写作?

艾柯:没有定例。对我来说,定一个日程表是不可能的。有时我可以从早上7点开始写到半夜3点才停下来吃块三明治。有时我根本就没有写作的欲望。


采访者:您写作的时候,每天会写多少呢?这也没有规律吗?

艾柯:写作不是必须要在纸上写。一个人走路和吃饭时也能在脑子里想出一个章节。


采访者:那对您来说每一天都不同喽?

艾柯:我住在蒙泰费尔特罗区的山顶的乡村时,我就有一定的生活规律了。我打开电脑,查看邮件,浏览页面,然后一直写作写到下午。之后我会到村里的酒吧喝上一杯,读读报纸。然后回家看电视或DVD看到晚上11点,接着工作到凌晨一两点。在那里我有一定的生活规律是因为我不受打扰。我在米兰或者大学里时,我不能主宰自己的时间——总是有其他人来决定我该做什么。


采访者:当您坐下写作时有哪些焦虑呢?

艾柯:我没有什么焦虑。


采访者:没有焦虑,您只是觉得很兴奋?

艾柯:我坐下来写作前,我非常高兴。


采访者:您的学术著作数量惊人,五部小说篇幅也不短。您这样多产有什么秘诀吗?

艾柯:我总是说我能利用时间的空隙。原子与原子,电子与电子之间存在大量空隙,如果我们通过消除这些空隙来缩小宇宙的物质,那么整个宇宙会被压缩成一个球。我们的生活也充满了空隙。比如今天早上你按了门铃,然后得等电梯,再过数秒才能到门口。在等你的这几十秒里,我就在思考自己正在写的新作品。我在厕所里,在火车上都可以工作。游泳时,特别是在大海里游泳时我创作了很多东西。洗澡时我创作的东西要少些,不过还是有的。


采访者:您有不工作的时候吗?

艾柯:不,没有这样的情况。 哦,有,曾经有两天我没工作,我当时接受了一个外科手术。


采访者:您现在最大的乐事是什么?

艾柯:在晚上读小说。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不再信奉天主教,我脑中可能就不会有一个清晰柔和的声音向我低语:白天读小说是过于享受了。因此我白天通常都是写论文,努力工作。


采访者:谈谈有罪的乐事吧?

艾柯:我不是在忏悔!好吧,自我爆料一下好了。到三年前我戒掉烟为止,抽烟算是一项有罪的乐事。我一天大概可以抽60根雪茄。但是我之前是用烟斗吸烟的,所以当我写作的时候我习惯把烟吸进去再呼出来。我没有吸进去很多。




采访者:您相信上帝吗?

艾柯:为什么一个人某天会爱上某个人,第二天就会发现这种爱已经消失了?哎,感觉消失的毫无理由,并且通常会消失的无影无踪。


采访者:如果您不相信上帝,那为什么您要用那么长的篇幅去论述宗教呢? 

艾柯:因为我相信宗教。人类是笃信宗教的动物。人类行为中的这样一个特点不能被忽视或者被否定。 


采访者:您有时间阅读和您处于同一时代的作家的小说吗? 

艾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自从我成为小说家后,我发现我怀有偏见。我要么就觉得一本新小说不如我的,因此不喜欢它;要么我就怀疑一本新小说比我的好,因此也不喜欢。


采访者:纳博科夫(Nabokov)曾说:“我把文学分为两类,我希望是我写的书和我写的书。”

艾柯:那样的话我会把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堂·德里罗(Don DeLillo)、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和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的作品归为前一类。不过总的来讲,我喜欢美国当代作家胜于法国当代作家,虽然由于地理原因我接受的主要是法国文化。我出生于意大利和法国接壤处附近,法语是我学习的第一门语言。我甚至更了解法国文学而非意大利文学。


采访者:那如果必须让你说,你觉得谁对你有影响?

艾柯:通常我会回答乔伊斯(Joyce)和博尔赫斯(Borges)来让采访者无话可说,不过这并不完全正确。几乎每个人都对我有影响。乔伊斯和博尔赫斯当然对我有影响,但是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翰·洛克(John Locke)等等你能说出的学者都对我有影响。


采访者:如今的知识分子是否和萨特和福柯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仍热衷于政治活动?

艾柯:我并不认为为了参与政治,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加入某个政党,或做更糟的事——只写有关当代社会问题的作品。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度应与其他任何公民一样。一名知识分子至多只能运用他的名望来支持某一事业。例如,如果有一份关于环境问题的声明,那我的签名可能对其有所帮助。所以我会用我的名望来支持公共契约的单一实例。问题是,知识分子只有在与未来相关的事情在上才能真正派上用场,而非解决当务之急。假设你身处一处着火的剧院,诗人肯定不应该爬上座椅来朗诵一篇诗篇,他应该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给消防员打电话。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于事先告诫:“留意这个剧院因为它年久失修!”所以他的话语有着呼吁的预言功效。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于告诉人们“我们应该那样做”而非“我们必须现在行动!”——这是政治家的工作。如果托马斯·摩尔 (Thomas More)乌托邦能够成为现实,我敢肯定那会是一个斯大林主义的社会。


采访者:对于那现场宣称小说已死、书籍已死、阅读已死的人,你怎么看?

艾柯:相信事物的终结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姿态。从希腊人和拉丁人的时代开始,我们就坚信我们的祖先优于我们。这项由大众媒体参与的日益激烈的闹剧总是使我心情愉悦、兴趣盎然。在美国不论春夏秋冬,总会有一篇 关于小说之死、文学之死和读写能力之  死的文章。人们再也不阅读了!青少年们只是沉迷于电子游戏!而事实是,世界各地都遍布着满是书本和青年人的书店。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多的书籍、这么多的书店、这么多去书店买书的青年。


采访者:你想对那些散布恐慌的人说些什么吗?

艾柯:一直以来,文化总会适应新的环境。或许会出现一种不同的文化,但是文化是不会消失的。罗马帝国衰亡之后的几百年是深刻变革的时代,充斥着语言、政治、宗教、文化的变革。如今这些变化的速度之快更是以十倍计算。但是激动人心的文化新形式会层出不穷,文学也不会灭亡。


采访者:此刻你有什么人生遗憾吗?

艾柯:我为所有的事情感到遗憾,因为在人生的各个方面我都犯下了许许多多的错误。但是如果我必须从头再来,坦白说我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我是认真的。我的一生都在审视我的行为和观点,都在自我批评。我的自我批评特别严厉,所以我绝不会告诉你最糟的一条是什么,就算给我一百万美元我也不干。


采访者:是否有这么一本你特别想写但却从未着笔的书?

艾柯:是的,只有一本。从青年开始一直到我五十岁,我都梦想着要写一本关于喜剧理论的书。为什么?因为以此为主题的书没有一本是成功的,至少我能读到的书里没有。从弗洛伊德到法国哲学家柏格森(Bergson),每一个喜剧理论家都只是从几个方面解释了喜剧现象而非将其完整诠释。喜剧这一现象也复杂至极,没有理论(或者目前还没有理论)能将其解释透彻。所以我就想我要写出一个真正的喜剧理论。然而后来事实证明这项任务真是难得丧心病狂。要是我知道它究竟为什么这么难的话,我就能找出答案并能写出那本书了。


采访者:但是你曾著书讨论美,最近还出了关于丑的书。这些概念难道不也一样难以捉摸吗?

艾柯:与美和丑比起来,喜剧理论简直就是魔鬼。请注意我并不是在讨论欢声笑语。喜剧的感情太过离奇复杂,我无法将其解释清楚。唉,这就是我写不出这本书的原因。


采访者:就像你说的:撒谎是人类的特殊发明,喜剧性是否也属此类?

艾柯:是的,因为动物似乎并没有幽默感。我们知道它们也会玩耍,会感到抱歉,会啜泣,会痛苦。我们也有证据证明当它们和我们玩耍时它们会感到开心,但是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它们有幽默感。这是一种人类特有的体验,其构成是……不,我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采访者: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艾柯:好吧。我们是唯一知道自己必然会死的动物,而我怀疑我们的幽默感与这一事实有所关联。其他的动物是不知道自己会死的。它们只有在死的那一刻才有这种意识。它们无法表达诸如“人皆有一死”之类的陈述,而我们可以。这也可能是宗教、仪式等等事物存在的原因。我认为,幽默在本质上是人类对死亡恐惧做出的反应。如果你想从我这知道更多,那恕我无能为力。不过,或许我会造一个假秘密,让所有人认为我正在着手建立一套喜剧理论。这样的话,在我去世时后他们就会花大量的时间寻找我的秘密之书啦。


事实上,我想要写一本有于喜剧理论的书的夙愿使我写出了《玫瑰之名》。人生之中有这样的情况,当你无法构建一套理论时,你就会讲述一个故事。而我也相信,在《玫瑰之名》中,我确实以叙述的方式将一种喜剧理论具体化了,将喜剧塑造为一种把狂热盲信戏剧化的重要途径,一种存在于所有所谓的真理背后的毫不留情的怀疑。




该访谈已被收入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Ⅰ》

由张芸重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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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鲤newriting

文学杂志《鲤》,由青年作家张悦然主编。出版包括《鲤·孤独》、《鲤·谎言》、《鲤·暧昧》、《鲤·变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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