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笛莫吹行路难

2016-02-22 罗新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编辑说明:王炳华先生今年八十大寿,我们特选编一篇旧书评敬为先生寿。王先生是我国成就卓著的西域暨丝绸之路考古史地名家,一向热诚支持北大历史系和北大中古史中心的西域史研究,予我们帮助多多。我们敬祝先生健康长寿,为丝路暨西域考古再添新章。】


横笛莫吹行路难

读王炳华《新疆访古散记》

 罗新


王炳华《新疆访古散记》,中华书局,2007


读这本在装帧风格上逈异中华书局传统的新书,就我个人而言,就如同回到了十多年前追随王炳华先生作环塔旅行时的那段幸福时光。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丹丹乌里克考古二三事》,还明确提到我作为队员之一参加过的199611月在新疆策勒县北部沙漠中寻找丹丹乌里克遗址的事情。

那是我第一次进入塔克拉玛干,第一次对沙漠考古的艰辛有切身的体验。正如书中所说,我参加的那一次尝试实际上失败了,不仅无法接近预定的坐标点,而且多次经历危险的陷车,其中最严重的一次陷车使全队苦战5小时才把沙漠车从沙堆里挖出来。


尼雅遗址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夜沙漠露营的寒冷,也不会忘记夜里被冻醒之后在篝火边仰望星空时发自内心的、无可言状的、巨大的欣悦。正是那次失败,促成了我们的环塔旅行:当先遣人员再次进入沙漠时,王炳华先生带领我和巫新华从和田开始了顺时针方向的环塔旅行,到轮台就与此前我们经塔中公路前往和田的路线相交。

这次旅行是我学习西域史的历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沿途访问的众多遗址终于使过去的阅读变得生动鲜活了,而他的讲解和讨论更在学术层次上远远超越了我那时的阅读。

比起我1993年第一次读王炳华先生的著作,读这本《新疆访古散记》时,我对新疆的了解、对西域史的知识,当然已经有了不小的增长,可是,阅读时的新鲜感却一如往昔。

1993年夏天我第一次到新疆,在吐鲁番买到《吐鲁番的古代文明》(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随即读完了这本可以说是我西域史入门教材的书。印入大脑深处、多年不曾忘记的,主要是那些涉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部分,确切地说,是作者对环境和环境变化的关注。显然,作者对吐鲁番历史的研究和叙述,是以他对吐鲁番自然条件以及人类在这种自然条件下的种种适应(即现在通常所说的“人地关系”)的深入观察为基础的。


2005年10月王炳华先生在罗布泊考察时,与孟宪实、朱玉麒在一起

后来我渐渐理解了,在文字材料相当贫乏的内陆地区从事历史考古工作,研究者的地理知识和环境意识是决定其学术境界和成果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无论是在王炳华先生的日常谈话还是在他的一系列论著中,环境变迁及其意义几乎是最基本的一个话题。

在这本《新疆访古散记》中,随处可以看到作者对环境变迁的敏感、对人为破坏环境的忧虑,这种敏感和忧虑不仅是他解释和认知历史的方法,而且也是他投身现实社会的切入点。

在《楼兰:中国学者首次进入罗布淖尔纪实》一文中,作者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描述孔雀河古河床及尾闾地带的雅丹地貌,然而他不是为了写景状物,更不是为了文学化的个人抒情,而是为了说明环境的变化何以能够使繁荣的楼兰古国变成今日的绝对荒漠。

他一再强调干旱荒漠中红柳等植物的环保功能,描述了失去这些植物的生态后果:“失掉它们卫护的光裸的土地,表层有机土已被剥蚀殆尽,在厉风摧残下,丘壑纵横,一片荒凉。绿化,对于水土保持、风沙治理的意义,这是很实际的一例。”

对孔雀河下游偶尔残存的小水洼,作者也有令人激动的描写:“在河道内较低的凹陷处,还可见到一些小水潭,较大的俨如一处小泊。水面已经结冰,岸边是几棵经历了岁月的苍老胡杨。风景说不上美,但在这数百里内不见水的荒漠中,遇到这么一处所在,被突然激发起来的那种兴奋、激动、一种近乎甜蜜的亲切感情,简直难以用语言名状。”

这种对荒漠中生命世界的高度敏感,正是他对新疆大地历史上和现实中环境破坏、环境变迁强烈关注的基础。


王炳华先生1995年进入尼雅遗址时

过去,几乎所有到新疆的人都听说过用吉普车追猎黄羊的故事。年轻时我听到这样的故事时不由得十分向往,梦想中有朝一日自己开着吉普车在戈壁滩上追逐黄羊,甚至想象着黑夜中那完全被汽车灯刺激得迷失了方向感的黄羊,是如何无助地呆立在自己面前。

王炳华先生在这本书里也讲了这样一个用吉普车追猎黄羊的故事,在他的故事中,黄羊如同在其他故事中那样成为了猎物,而且和其他故事中一样死去了。跟其他故事不同的是,这个故事的讲述者是带着悔意来讲的,他称之为“曾经做过、又确实不该做的事情”,尽管本意是要把黄羊当作猫狗那样养几天,以“为我们寂寞的营地带来一点生气”,但受伤之后的黄羊很快死去了,让作者“至今想起来还十分遗憾,让人难受”。

只有这种对荒漠大地上任何一种动物(包括那些能成为美食的动物)都如此认真关心的人,才可能真正对西域的环境变迁感同身受,爱恨交织。作者用这样一段话既表达了他对孔雀河命运的忧虑,也表达了某种虽然微弱但却坚毅顽强的期望:“断水后的孔雀河,是荒凉、寂寞的;但还并不是一个死亡的、没有生命的世界!如果有水,她是可以很快重新焕发出生命光彩的。”

在《小河:寻找失落66年的神奇墓地》一章,作者继续表达他对孔雀河历史命运的深刻关怀。一方面,他强调“孔雀河,是罗布淖尔文明的母亲河”,并且依据迄今已有的考古学证据,断言孔雀河下游的土著人民在青铜时代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文明成就;另一方面,又反复描述包括“小河”地区在内的孔雀河下游“在人类历史时期曾经发生的巨大的环境变化”,对于“4000年前的绿洲,化成了今日不见生命气息的沙海”,不是简单的感叹一番,而是一再警示今人要深入分析、吸取教训。

从篇幅和情感上说,对小河遗址考古学文化的描述,竟然及不上对于该遗址区环境变迁的关注。作者沉痛地写道:“这匆匆的考察,几乎只是一路走过,观察当然是粗浅的。但目光所及处,环境如此剧烈变化,还是让人强烈震动,难以释怀。”他认为河道变迁和植被破坏是环境恶化的两个主因,并指出这两个原因最终导致了“罗布淖尔荒原上一片死寂的世界”。


久被废弃的楼兰古城“三间房”遗址

完全出于同样的关怀和忧虑,在《精绝:消失在沙漠中的丝路古国》一章里,在对尼雅遗址的考古发掘进行详细而饶有兴味的介绍之后,作者以总结性的语句概要解释了他对尼雅遗址不同历史时期聚落遗址空间上的变化,指出因为农业用水的需要以及水量变化的原因,下游聚落逐渐被放弃,而且“除了这一基本的、经常会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矛盾外,还有环境保护(如森林植被的破坏)、社会动乱等,都能对十分脆弱的沙漠绿洲产生致命的影响。青铜时代居民从沙漠深处迁到尼雅,汉晋时期出现在尼雅的精绝王国又复它迁,这些变动后面,都深藏着人类社会本身的巨大影响”。

在专门记录与法国同行合作进行沙漠考古的《克里雅河说古今》一章里,圆沙古城遗址位于沙漠腹心这一事实本身,使作者敏锐地注意到古今环境的变化及其原因:“古城所在与于阗县城的直线距离达230公里,已深处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腹心地区。2000年的时光,西汉时的扜弥,与今天的于阗,虽同样吮吸着克里雅河的乳汁,但居民生存的空间,已发生了难以尽说的改变!人们已从230公里外的圆沙,走到了昆仑山前。这一变化,究竟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答案虽然是显而易见的,但作者沉痛的设问却是基于他对于每况愈下的现实近乎悲观的了解。

这本书当然不是作者40多年新疆考古生涯的全面记录。真实的人生,特别是作者那一代人的人生,悲酸怆痛要远远多于这本书中所讲述的、充满创造快感的田野实践。书中的故事,毋宁说是作者考古生涯几个甜蜜的回忆片段,尽管这些回忆本身又背负着沉重的思考。其中绝大多数经历,我都直接听作者本人讲述过,但现在读起来仍然感觉新鲜而发人深思。特别是关于重寻小河墓地的那一章,有我早就知道的,如作者一行人在简陋条件下终于找到墓地遗址;也有我不知道的,如作者对后来墓地的大规模发掘所持的反对立场以及由此引发的负疚感。

这种负疚感深深打动了我。


小河遗址

作者在书中一再强调,小河墓地积淀的历史文化十分厚重,其特殊性应当充分估计,普通的考古学信息事实上完全可以从贝格曼《新疆考古记》中获得,匆促的发掘会带来灾难性的损失。他说:“发掘的过程,就是破坏的过程。这就要求在发掘中,要把一切细微的信息都获取到手,除考古学外,人类学、民俗学、艺术、原始思维、文物保护等学科的学者都应参预其中,以避免、减轻因准备不周而导致难以挽回的损失。”

然而,在作者等人终于在上个世纪最后一个月重新找到小河墓地之后,媒体的炒作终于使得新一代新疆考古工作者迫不及待地开始对小河墓地进行大规模正式发掘了。作者闻讯后立即上书国家文物局表明他的反对立场和理由,可是为时已晚。当作者作为文物局专家再次深入小河墓地时,他看到的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考古现场,“从工作到生活,都是21世纪田野工作中,可以与任何考古发掘工地比匹的水平”。

然而,这样的发掘究竟为我们提供了哪些高于贝格曼的考古学认识呢?恐怕是非常有限的。这次发掘结束后,墓地进行了旨在保护的回填,遗址恢复了旧有的样子。可是,“作为一区埋藏着丰富原始文化信息的古代遗存,它确实已经彻底消失在考古学手铲下,消失在历史的太空之中了”。这次发掘起因于作者重新找到小河,因此小河的消失又不能不引起作者的自责,因为他认为自己那出于历史责任感的寻觅小河之举,反倒为小河的消亡“制造了契机,那就也要负起一些道义的责任了”。

在一个大众和媒体都认为考古就是找墓挖,而且确实也有相当多考古从业人员仅仅满足于到处发掘的时代,读到一个老考古学家所写的这样一段话,不能不让人陷入沉思。


王炳华先生在考察楼兰的文化堆积

从我自己的研究兴趣出发,我对《深藏在阿勒泰山中的远古文明》一章,有更多的兴趣,这是因为我自己曾经在蒙古国境内,在阿勒泰山的另一面,拜访过一个属性相同的、旧石器时代的赭石岩画山洞遗址,这些分处于阿勒泰山不同地带的遗址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是值得深入思索的。

不过,就我与王炳华先生共有的野外考察经历来说,我对他讲述的首次进入罗布淖尔的故事特别有兴趣——当然,我还没有幸运到能够参加1979年那一次意义非凡的考察,我只是到了2005年才有这样的机会。

那一年9月和10月,我参加以冯其庸先生为首的“玄奘之路”考察团,深入楼兰,了却了平生一大心愿。王炳华先生就是考察团的专家组负责人,这使我有机会在蓝天之下、雅丹之间向他求教。读《新疆访古散记》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三间房前,听他讲刚刚发现的、楼兰遗址早于西晋时期的、连续的文化堆积层的意义。


本文作者2005年在楼兰与王炳华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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